如果文件的相应规定落实不了，应该受到怎样的程序性制裁?这些都没有规定。

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理念改革 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理念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形成证据本位的执法理念。个别地区冤假错案多发频发，其中每个冤案就像是身体肌肤上的一道疤痕，阵痛之后，亟需优药良剂来治愈。

最后，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展开，应当有效贯彻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厘清检警关系、创建健全的检查指导侦查制度，无疑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更好地构筑法治国家。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创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建立完善的侦查信息共享制度。随着科技办案重要性的凸显，科技办案的普及、培训也更加重要，以有效提升信息采集的正确率与入库率，贯彻与实施信息共享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侦查能力与办案能力。近年来，因非法取证、违法办案导致的冤假错案引发了社会对检警关系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其次，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展开，应当提升侦查队伍的科技办案意识。不难看出，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在依法治国精神的指导下，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与要求明显提升，对冤假错案的容忍度显著降低。宪法爱国主义因而是指建构在公民而非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之上的，基于对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肯认和忠诚而产生和维系的国家认同。

人因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身份而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例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等，以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本价值关怀而建构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体系，使得国家呈现出自由人的联合而非民族的联合，即当公民身份的政治属性优位于民族身份的自然属性时，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进入专题： 新疆民族问题 宪法 。清王朝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终将其纳入统治，乾隆年间新疆作为地理与行政名词才出现于史书，意为新的疆域。事实上，2001年美9·11事件之后，9·11委员会的报告最终揭示的是恐怖分子通常都不是穷人，相反，总体而言他们是出生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同以往，官方的处理模式缺乏透明度，只给出了结果与结论，并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尤其是案件发生的原因、动机等等，但针对平民所采取的无差别砍杀已然构成恐怖暴行，应无疑义。从而，国家认同面临着被放大了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强烈挑战。

此种铁腕之下，往往造成不分良莠地对整个民族的打压，因为当政治诉求以民族而非阶级或贫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非我族类的潜在意识便将打击与防范的矛头指向了民族整体，例如内地对于新疆维族摊贩的管制，新疆人在内地旅行、经商等的诸多限制，尤其是外出签证方面的人为困难等，但这又造成了维族整体的反感，加重了离心倾向——而这却恰恰是分裂势力恐怖分子所要达到的目的，试图以此唤起整个民族的仇恨。需要指出的是，当恐怖主义源自民族问题时，如果不正视与反思民族政策的失误，不解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理想与政治忠诚问题，继续沿着逆内政一体化的路径，彰显与扩大民族差异的话，铁腕打击可能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反而有可能殃及池鱼，压缩少数民族的政治空间，将中间温和力量推向对立面，最终为渊驱鱼，适得其反。面对愈演愈烈的新疆民族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以铁腕手段应对，即坚决打击。尤其是，当人们从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知道被冠以中国版的黑寡妇之称的昆明恐怖袭击中的女暴徒中竟有年仅16岁的少女之时，会更加困惑，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之深的民族仇恨？ 许多人将新疆民族问题归结为贫穷，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像热比娅·卡德尔这样的富人会成为疆独的政治领袖。

当新疆民族问题以民族独立诉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是否承认它为民族矛盾，至少表明了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国家建构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宪法问题。对中国当下而言，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便在于以平等尊严、自由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权利、社会和经济权利和文化群体权利塑造公民，以公民理想构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忠诚，弥合日趋扩大与严重的民族对立，渐次矫正民族差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的衰落导致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意识形态真空，民族与宗教的交织，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结合更使得新疆民族问题呈现出国际性与复杂性。这是继7·5事件（2009年发生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造成了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之后，发生的涉疆重大暴力恐怖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即通过给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众极为优厚的地方自治自决权力，鼓动其从原有政权体制中脱离出来，与新政权结成统一战线和利益共同体，这固然可以收一时之效，但正如前面指出的，它将基于自然或人种的区别扩大化、绝对化，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决权力则超越了正常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势必使得民族聚居地区具有更强的独立分裂倾向和隐患，例如在税收、就业、教育等的倾斜性扶持，造成了不同民族间地位的不平等和民族本位意识的强化，而尤其是法律执行方面的变通——通常情况下国家法律效力在民族地区要大打折扣，典型的像所谓的两少一宽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实践中却造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均不满意的结果，因为这导致了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同时造成对少数民族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加深了民族隔阂，进而造成了民族对立。在中国极具政治意义的两会召开前两天的3月1日，位于西南边陲的昆明市火车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持刀袭击事件，包括袭击者在内，33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其是与清末新政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采取的改土归流与民族融合相比，这种民族政策是对晚清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路径的逆转，即以彰显民族差异的方式将基于自然或人种的区别扩大化、绝对化，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政治身份被种族意义上的维族、藏族等种族身份抽空，从而使得个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无法直接建构于公民概念之上，公民或国民认同被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所稀释与取代。不可否认，新疆尤其是南疆（维族聚居区）的贫穷与贫富差距问题相较于中国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尤其是在央企对新疆油气等资源的开发甚少惠及当地民众的情况下，经济诉求很容易演变为民族对立，但这种贫穷与贫富差距是相对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无论是在所谓的分裂势力还是恐怖分子中，经济诉求都不是或不占据主导地位。

种族民族主义意味着某个民族永远是以他者的角色存在的，而唯有公民才是消解非我族类的不二法门、以公民身份认同实现内政一体化，进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方才具有现实意义。而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尤其是1885年设立新疆行省之后，内政一体化趋势加快，历经晚清民国，大致维系了新疆的国家认同。共产党建政后，汲取前苏联的做法与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随着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极端化，为建构中国民族国家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显然不足以融合自然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因为后者处处彰显了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使得前者无法建构起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所以，在新疆问题上，当局有必要借鉴相关国家的成熟经验，构建中国的宪法爱国主义，建立基于公民理想之上的政治忠诚，消解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政治冲动。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

国家认同应当不过多地聚焦于某种历史认同甚至种族认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权利和民主协商的程序，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源自列宁的民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阶段性的统战策略。

哈贝玛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是顺应民意杀之，还是依照辩方意见带来可能不杀的结果，脆弱的司法机关做出了自己明智的选择。

譬如本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草草应付显而易见，但是这不妨碍法律给林森浩在二审中借助更优秀的律师来挽救自己的机会。我也正是在他的勇气感染下，以为二审过后将在社会上就死亡原因（或者说林森浩的投毒行为与黄洋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形成巨大的争论。

还记得大致半个月前，和新民周刊首席记者杨江先生聊起这个案子时，我就明确提到，司法有二审，道德却等不及二审了，不但林森浩生机很小，而且二审辩护律师的表现，可能会招致的非议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会让人忘记他曾经是平反另外几个冤案的功臣。进入专题： 复旦投毒案 。正常逻辑考虑，如果他没有自己认为十足的把握，断然不会做出如此举动。【注】作者为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也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彻底的主观悔罪前，任何的辩护都成了别有用心的推脱责任。毕竟，一个本地的专家，愿意出庭作证的本就不多，更何况是就被害人死因给出与在先司法鉴定截然相反的结论。

但法律在道德面前的溃败，让我已经没有了乐观的理由。如此判决也是中国特色了，因为有些道理讲不清楚，当然更多的是有些道理不好讲、也不能讲。

而大家早已默认的杀人故意，无论如何都难以被粉饰成故意伤害，更何况还是在玩笑的顶包下，于是所有的辩解都成了不诚心悔罪的表现。但是多少当权者最终也成为了阶下囚，对其评价也从高大全变成了恶丑鬼。

而事后证明，对他的所有谣传都是虚假的。那时候我就应当明白，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司法的审判有二审终审的规矩，而道德的审判却没有给任何人二审的机会（类似呼格案在道德上也只是再审），一审终审是道德的不二法则。其实，这个案件本身引发的关于死因的争议点之极端重要，和二审决定宣判速度之快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一直奔走在刑事辩护一线的我，早就隐约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份判决所充满的杀气。好在道德的审判和司法的审判在最低线上具有了某种默契：当真凶出现，无论是道德的审判，还是司法的审判，即便没有了当事人的辩解，平反都成了具有极大民意的事情。

因为害怕自己的担心会变成现实，所以一直都不想动笔就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说几句。在苍蝇不会叮无缝的蛋这样的思维还深植人心的国度里，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在赵志红自愿认罪之前，呼格吉勒图父母因为儿子的强奸杀人犯身份，在道德上所受到的煎熬。

可是这真的就足够了么？当道德的审判牵着司法的审判鼻子走的时候，我们还能责怪我们的司法人员重口供、轻证据么？我一直赞同有什么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说法，司法无疑也可以套用这样的套路。其实，人类社会之所以在道德之外发展出法律，除了法律有强力保障因而在效力上有优势外，更关键的在于法律是相对超脱于个人的情绪的，相对于嬗变的甚至不负责任的道德而言（当然道德也更容易为话语权掌握者所利用），司法的被动决定了会给各方更多的平等辩解机会，而在命案的处理中更是要穷尽所有可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方才可以剥夺一位公民的生命。

我暂且不去讨论何谓诚意十足的悔罪，单单是在主观的悔罪和客观的死亡原因这两个因素之间，很明显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但真的只有黄洋的生命值得尊重么？道德向来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在这方面长袖善舞，民众的情绪可谓呼之即来。